俗话说“北京人什么都敢说,广东人什么都敢吃,上海人什么都敢穿”,这句话就反映了上海人这种特质。
俗话“北京人什么都敢说,广东人什么都敢吃,上海人什么都敢穿”,生动地概括了京、穗、沪三地人在政治、饮食与服饰方面的侧重。
老上海被视为“只重衣衫不重人”的地方。同治年间就有所谓“七耻”之说,即以七种行为表现为耻,第一条即是以衣服不华美为耻,说是“新交因狐裘而订,不问出身;旧友以鹑结而疏,视同陌路”。
鲁迅先生也曾生动地描述:“在上海生活,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。如果一身旧衣服,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,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,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。所以,有些人宁可居斗室,喂臭虫,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,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。”
考其缘由,生活在陌生人社会中的都市人,相互之间可观察、可感受的是对方的外表、衣着、谈吐与个人能力,看不到的是其出身、背景与社会关系,因此,注重外表、注重衣着是都市人普遍行为特点。
近代上海是中国特大都市,又是饱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地方,一直引领着中国的时装潮流。时尚有如天上的云朵,变动不居,料子、款式都一年一小变,三年一大变。
上海跟着巴黎变,内地跟着上海变。民国时期有民谚云:“乡下大姐学时样,学来学去学不像。待到学得几分像,上海已经变了样”。于是,爱穿便成了上海人的一大特征,那些疲于跟风的人被讥刺为“一千家当,八百身上”。
相对于女装而言,男装变动较缓。近代男装变动最显著的一是中山装,一是西装,内以西装更为持久。西装自西人带入上海以后,很快就有华人效法,先是一些买办穿着,后来是一些鼓吹变法、宣传革命的归国留学生穿着,民国以后才广泛流行。
上海是全国生产西装的大本营,民国后期有大小西服号四百二十多家,西服职工团体一千多个,裁缝四万多人,专卖旧西服的商店也有九十多家。老上海西服名店,1930年就有近百家,包括九泰、元泰、升泰、王顺昌、王庆昌、王兴昌等,培罗蒙是后起之秀,声名最著,以装潢考究、质量上乘、服务热诚、价格昂贵为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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